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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股灾被中共中央视为“金融政变”，眼下的中国股市虽然也是人为操纵制造泡沫，其破灭却不是人为因素所致，而是经济结构性缺陷导致经济长期衰退所致，这种长期衰退不会因为人为操纵股市泡沫就自己消失了。纸是包不住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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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了一个10万亿扩大内需方案。
这个“10万亿计划”是个命题作文，兜兜转转仍然回避给国民增加收入这种最实际关切（反而刘世锦还把发达国家直接发钱给国民刺激消费轻蔑地说成是“直升机撒钱”）。这种看法代表中共高层的一般观念。
缘木求鱼是达不到目的的。
刘世锦跟中共高层一样意识到现在需求不足根本上是收入结构问题，但是他们的解决办法不是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而是变着花招帮国民节约开支和想办法增加中小城市和乡镇地区的就业机会。
你给快饿死的人一个精致的游泳圈是解决不了会被饿死的问题的。
中国政府以为国民在这方面节约了开支，肯定就会在其他方面多花钱。国民要是在其他地方也节约开支怎么办？
利用“第二次城市化”来拉动消费需求是一个违背经济规律的狂想，最终在现实中会变成在十八线小城市狂建烂尾楼。大城市人口不想去农村，不仅是因为农村不够城市化，还因为农村地区没有大城市的社会资源（比如优质的文化、娱乐和教育资源），这些社会资源不是因为你肯往十八线小城市砸钱搞“第二次城市化”就会有的。
中共始终有一种抗拒变革的、顽固不化的观念：他们始终认为，一旦打开大幅提高收入水平的阀门，中国人就会变懒，就会不喜欢加班了，就会变得不好奴役了，关键是会给企业增加巨大收入压力，乃至直接逼迫企业破产。
他们一旦跳入这个逻辑陷阱中就出不来。这就像一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游戏：只要你依照这种游戏规则玩，你就会自己反对自己。
中国企业始终只能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产品进行缺乏竞争力的廉价竞争，问题出在哪里？中共政府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中国改革开放超过40年，但是中国的企业并没有搞懂什么是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他们至今只把竞争看成是狗咬狗和大鱼吃小鱼。
依靠压榨廉价劳动力制造廉价产品这不是什么竞争力。这是半开放市场产下的畸形胎儿。
转来转去，你始终就是回避最现实的问题：你不肯真正开放市场，你不肯引入真正的市场经济，你不肯给市场经济提供真正的法治保障，你不肯放弃特权，你不肯放弃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严重错误的中央宏观调控手段……不仅如此，你还认为自己全知全能。
这些所谓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和营养不良的企业环境导致的老毛病。光开安慰剂是治不了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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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5月《2024中国消费趋势调研》：
1. 00后、三四线城市、相对高收入人群更乐观
2. 一线富裕银发族、三线富裕中老年、三四线城市00后最乐观
3. 一二线新中产、三线低收入中年和农村中老年最悲观
4. 高线城市新、老中产消费贡献占比最高（38%），但新中产更悲观，其中高线城市要比三线城市更悲观
5. 与去年同期相比，关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信心和对个人/家庭财务状况的信心，乐观人群都有一定程度提升，而持中立态度和悲观态度的人群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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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刺激消费，中国多个城市开始尝试推行市内免税店试点。中国人是因为物价高才节制消费吗？经济学家说中国人缺钱，中国政府觉得中国人是恶意不消费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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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起初是饭圈流行的一种亚文化，大概在2016年前后兴起，到2021年“躺平”作为一种与“内卷”同时存在的普遍社会心态开始引起广泛讨论。北京当局也用“躺平”来攻击官员形式主义和消极不作为。最迟2015年李克强批判“为官不为”就已经显出官僚系统普遍存在集体“躺平”现象。这种现象是习近平用严厉手段整党造成的。
中共始终无法克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用政治高压整党，结果党内出现集体躺平；睁只眼闭只眼假装看不见吧，又造成腐败猖獗，民怨载道。
表面看起来，中共官员集体躺平对中共政权不利，但这种判断太流于表面。假如中共官员积极执行习近平命令推进中央不断下达的改革文件，制造的混乱还要更大一些。因为中共官员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真正的加速反而是抽鞭子把官员都打起来干活。如果官员躺平不干活，那就不是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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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理访俄到底说了什么？
据克里姆林宫官网消息，中国总理在访俄期间发表讲话，其中有一处称俄国为“亲密朋友和盟友”，但这段表述並不在中国新闻通稿中。
中国跟苏联结盟交恶之后，一直避讳与别国结盟，对俄国称“盟友”这种措辞很不像中共高层的措辞习惯。
如系俄国方面捏造，其用心可谓险恶。
鉴于俄国宣传机器劣迹斑斑、声名狼藉，捏造这种言论並不是难事，而且中国方面通常都吃哑巴亏。捏造这种言论一是做给俄国国民看，安抚俄国民心；一是做给西方国家看，要其忌惮。
俄国谣言机器的宣传效果影响不及中国认知作战好，通常是克里姆林宫炮制一个谣言，要求宣传机器的各个毛孔都开足马力强制灌输给社会。中国的认知作战隐蔽性更强，谣言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更主要还是利用时事话题跟真实社会问题，片面放大，东拉西扯，制造认知混乱。
当然也不排除李强真的说过这种话，北京当局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是常有的事。对外不承认与俄国结盟，对俄却私下互称盟友，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毕竟中国也在暗中援助俄国的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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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误以为这种一紧一松是周期性的，其实并非如此。比较优势是不可持续的，很多时候就是一次性的。先前封闭的系统突然放开一下，创造了一些比较优势，但是半开放社会风险飙升，又不得不重新加强社会控制扼杀经济活力。如果以后再放松一下，不等于依然还能再回头去继续享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因为这时候可能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并且还可能因为突然放松遭到社会强烈反弹，也就是遭遇托克维尔困境中“（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环节。
中共急于从创新科技产业弯道超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意识到没办法长期依赖正在消失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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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战 这是BBC早前就认知战问题采访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吴国光老师。吴国光老师从另一个角度讲了认知战如何从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洗脑术，向改革开放时代“以胃洗脑”转变，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向认知战升级。
中共当局在強化认知战技术的同时，学术界和公众都对此缺少认识，既无法分辨，也难以自查。
针对海内外华人群体的认知战，与针对台湾的认知战有所不同：后者侧重影响和培养台湾中间选民的政治判断力，前者则侧重扰乱海外华人群体的认知系统，用似是而非的诡辩术向公共讨论中掺杂毒药。
要特别警惕的是，认知战並不是简单的洗脑术和百年不变的宣传文案，很多时候认知战正在形塑公众的思考方式，即便没办法诱骗反对派上当，也要诱骗反对派互相厮杀，制造敌人消灭敌人和敌人互相消灭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而要警惕毫无必要的戾气和不可节制的情绪，因为这些因素可能就是中共利用认知战挑拨和煽动我们互相为敌的重点感染部位。
中共政府在挑起群众斗群众上是富有经验的对手，但群氓政治往往倾向于要么过度抬高敌人的可怕程度（导致普遍萎靡不振和悲观失望），要么过度贬低敌人的政治经验和统治技术（导致普遍盲目乐观和急躁冒进）。
你应该用政治头脑強化自己，而不是大起大落地被公共情绪调动。正确地认识敌人才能正确地维护自己所在阵营和正确地打击敌人。
中共政府不但挑起群众斗群众，还挑起群众跟地方政府为敌来塑造中央权威和強化中央集权。这些卑劣手段百试不爽，绝大部分人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中招。
你如果轻视中共的认知作战手段，那么你大概率会是攻击目标，而在你被成功攻破以后，即使你不会倒向中共一边，也会转而攻击其他与中共为敌的人，甚至帮助中共传播有毒的认知混乱给其他人，扰乱公众的正常判断。
但提高警惕並不是要鼓励公众互相怀疑和猜忌，而是要在互相攻击之前及时冷静和自省，及时克制毫无必要的愤怒、互相指责和互相怀疑，不要推波助澜地加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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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新加坡成功克服一次又一次困难和危机，得益于政府与人民互相信任。
这点在中国是无论如何学不过来的。政府不信任国民，跟防贼一样防民，国民也会把政府当敌人。
那么多经济学家在说刺激消费没有用，关键是要保障民生、让民众有钱花、还无后顾之忧，中共政府宁愿烧钱也不给国民。
中共政府的执政逻辑让人相信其至今仍崇尚“驭民五术”，这套统治理念十分落后，即使清末也已经不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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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解释一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指什么
我先前一直在说，中国各省市贸易壁垒堪比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比如一个地方的牛奶品牌要卖到隔壁省比卖到外国还难。这种贸易壁垒是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比如参考下面截图的中共最重要理论杂志《求是》就解释了这种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各省市之间商业流通不畅，严重阻碍国内经济发展。中共提出搞内循环的目的就是在出口萎靡不振的时候，出口转内销，增强国内市场的活力。但是国内市场不仅消费乏力（长期低收入水平和低福利导致），还存在诸多贸易壁垒，要打通这些贸易壁垒极其困难。所以内循环经济只是理论上行得通，现实中处处碰壁。
另一方面，中国长年依靠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其中出口被刺激出来，很大程度上就是本国国内贸易壁垒导致的。既然卖到外国去比卖到隔壁省去还容易，那干嘛不卖到外国去，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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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解释一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指什么
我先前一直在说，中国各省市贸易壁垒堪比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比如一个地方的牛奶品牌要卖到隔壁省比卖到外国还难。这种贸易壁垒是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比如参考下面截图的中共最重要理论杂志《求是》就解释了这种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各省市之间商业流通不畅，严重阻碍国内经济发展。中共提出搞内循环的目的就是在出口萎靡不振的时候，出口转内销，增强国内市场的活力。但是国内市场不仅消费乏力（长期低收入水平和低福利导致），还存在诸多贸易壁垒，要打通这些贸易壁垒极其困难。所以内循环经济只是理论上行得通，现实中处处碰壁。
另一方面，中国长年依靠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其中出口被刺激出来，很大程度上就是本国国内贸易壁垒导致的。既然卖到外国去比卖到隔壁省去还容易，那干嘛不卖到外国去，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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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钢说的完全正确💯
1. 在科技创新要依靠国际合作的时代，你想自力更生，结果变成闭门造车。
2. 补贴多少和投资多少既不是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催化剂，如果以为投钱多就能实现科技创新只能缘木求鱼：如果最前面还是0，后面堆积再多0最终还是等于0。
3. 你以为强干弱枝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但其实基础科学不稳和经济基础头重脚轻，这种思路跟洋务运动只图船坚炮利一个德性：你船坚炮利实现了，打一仗经济基础头重脚轻的老毛病就立马原形毕露。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依然轻视制度和文化力量，甚至也跟中共一样轻视基础科学、看不起理论、张嘴就骂文科生。哪怕嘴巴上天天喊反共、喊民主，你跟他谈虚心学习民主制度、研究民主制度设计和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他的观念是只有暴力和经济解决一切问题，除了这些谈其他的他一概看不起。这已经是比较开化的中国人了。至于那些亲政府人士，尽管鼻子上还冒着热气，讲出来的话已经有陪葬坑爬出来的尸臭味道了。
这些反这个反那个的中国人跟中共一样，轻视基础的东西，一样把经济和暴力看成全社会唯一重要的东西，除了这些好像其他的可有可无。思想这样陈旧、野蛮、粗暴，很有俄罗斯蛮子风范。
这种陋习跟洋务运动只想搞船坚炮利的陋习如出一辙。明治维新起初也从重工业入手，后来发现问题及时掉头抓轻工业。这些产业颇为大清国不齿：你做肥皂、做衣服、做小玩意儿算什么本事？舍本逐末！要干就干大铁甲舰！炮口要大！吨位要大！吃水要深！凡是都要大大大大！
明治维新利用轻工业迅速积攒了社会财富，实现了工业基础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还解决了国民生计和就业问题，在贫穷落后的东亚第一次创造了现代社会。
大清国的洋务运动创造了船坚炮利，也就仅此而已，不但没有解决绝大多数人口的生计和就业问题，也没有考虑大力推广轻工业给社会带来现代化。一切都要围绕船坚炮利来进行，这种思路跟一切围绕卡脖子产业来突围一模一样。
洋务运动没有帮助大清国创造现代社会，没有创造足够多的工商业来增加社会财富和民众的购买力。改革开放也一样，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跟社会财富的增长不成比例，国富民穷造成头重脚轻的经济短板，到现在消费不足的缺陷日益凸显。洋务运动时代的大清国如此，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也是如此。
明治维新不但解决了就业问题和国民生计问题，还避免了社会动荡。大清国轻视轻工业，轻视为资本主义创造现代化的制度环境，结果不但国民生计解决不了，没落的文人、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和贫穷的农民大部分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激进分子不鼓吹革命、起义，不仇恨清政府才奇了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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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像我主子这样负责的s是挺不容易的，他得忙自己的一堆事，还得在我叭叭的一堆消息中找重点回我，帮我解决一堆问题，还得看我心理身体健康，还有出行，不听话还得管教，各种各种。我就只能好好听话当个快乐的狗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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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版影像；1949年上海。曾被苏联封藏60多年。76年前，上海是亚洲经济中心，GDP为36.7亿元人民币，是北京的7.3倍。工商企业在16万家左右，涵盖制造业、零售业等多领域。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陈毅的亲自执行下，将16万家企业的60万老板抓捕和杀害。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即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这两年，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认真考究，历史总在循环，命运的转折，都是草蛇伏线，伏脉千里。1949年后，用枪杆子夺得政权的中共，在农村施行了血腥的土地改革，不仅所有被划为地主、富农们的家产被洗劫一空，而且数百万的地主、富农被野蛮地残杀。与此同时，中共在城市里的围猎目标，则是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者。
作为“公私合营”即明抢暗夺私营企业的前奏，中共在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3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1000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一位叫徐义德的资本家，被工人阶级控诉：“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亚洲金融(AsiaFinance)的数据，1949年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16万户，后来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60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85%以上。“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运动进入到高潮，逮捕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月和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1951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24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
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仅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11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变为低人一等。
过了20年，陈毅被毛泽东搞死，这叫因果。
又过4年，毛泽东死亡，被制作成标本。
中国商人要打印此文，并阅读10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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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抗战胜利功劳一共一百分的话，国民政府的军队大概占到99，中共也就1%。中共在八年抗战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扩军，打日本根本不重要。而且谁打谁都还会被批评，比如彭德怀，不自量力发动百团大战，一直被老毛批评。
林彪打平型关，老毛也是完全不赞成的。事后老毛说，不能再这么打了。再打就打没了。赶紧深入敌后，占地盘，拉队伍。
抗战八年，中共从两万人发展到将近百万，消灭日军可能一共加起来不到一千人。
所以，中共大张旗鼓搞反法西斯阅兵，邀请国民党老兵，是不是吃台湾豆腐？肯定是。
一个游而不击的队伍，最后把国民党打败，然后自己搞起了反法西斯阅兵，中华民国派肯定是心里难受。历史就是这样，成王败寇，没什么天理。
但民进党政府其实也没把自己当中国民国，所以抗战的事情他们早就不提了。真要将来台独了，我感觉台湾忠烈祠里那些抗战将领搞不好都被清走。什么抗战不抗战的，和台湾有毛关系。
所以老共这个吃台湾的豆腐，也是看准了这一点。有本事你就回归中华民国，你也搞个大阅兵。
台湾这个被大陆吃豆腐吃的难受，但自己又没有反制的底气。心里这个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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