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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の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の宝物。Chinese Basketball Baby. 中国男篮大胜中国香港队，最吸引人的还是篮球宝贝的国风舞蹈，大展中国古典文化。#AsianGames2023# #杭州亚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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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離婚証明書。Ancient Chinese Divorce Certificate.杭州国家版本馆收藏有各类版本累计100万册，包含各种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战国越王州句青铜剑、吴越国的《雷峰塔经》，以及各个朝代的古书籍。不过我最喜欢这张 #退婚书# ，如果我以后的老公不听话，我就把他休了。#大美中国# #美丽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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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杭州水郷古鎮。Tangxi Ancient Town was found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flourish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is an ancient town with a history of over 1300 years and is a typical water town in southern China. #杭州亚运会# #AsianGames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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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rging iron flowers.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万千燃烧着的铁屑犹如银珠飞溅，金丝飞驰。接连不断的铁花带着不同的色彩在空中绽放开来，犹如飞跃的金龙在空中飞舞，铁花的绚丽、灵动与背后幽深静谧的天空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China# #Cul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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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举办。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Expo was held in Shenzhen World Exhibition&Convention Center (Bao'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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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举办。
The 19th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Expo was held in Shenzhen World Exhibition&Convention Center (Bao'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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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花轿所载，十里红妆绵延，是中国人结婚独有的仪式感。Carried in a sedan chair with ten miles of red makeup, it is a unique sense of ceremony for Chinese people to get marrie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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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有意识的民族主义运动是1903年前后持续数年的拒俄运动。这次运动尤其突出的是“军国民思想”，或者称之为“军国民运动也未尝不可。相比之下，义和团运动只能算是农民暴乱。
军国民运动最大的特点不止是反俄，还有主动学习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意思，实际上是接受西化的。
也有人认为，公车上书才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开端。但即使公车上书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这次运动也不是排外的，而是接受西化的。这体现在维新变法中：变法自强才是首要目标。变法的重要举措就是接受西化。因为在当时西化就是现代化的代称，所谓西化准确地说是西欧化。
军国民运动也一样：其运动目标是抵御外辱，但不是说要关起门来抵御外辱，而是主动西化、主动参与国际竞争。这反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开放思想。
孙文在1905年以后开始提三民主义，是对清末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是不同于军国民主义的。但是与军国民主义相同的地方是：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想都不排斥西化，即使是要抵御外辱的。
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传播到中国来以前，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仍然具有这种特点：一边接受西化，一边反对帝国主义。
等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鼓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中国人的现代化观念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开始认为现代化道路不止是西欧化，也可以是俄化。
在认同俄化这一批左翼知识分子里，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开始结合发酵。在继续支持西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里，虽然也批评帝国主义，但是更重要的是主动接受西化和推动现代化，其仇恨西方色彩极低。虽然两种态度截然相反，但仍不妨碍两个阵营都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虽然这时候两种民族主义已开始分道扬镳了。
中华民国早期开始推崇的“国耻文化”，与其说是仇外的，不如说是追求自勉自强的。不仅北洋政府会用国耻来激励人心，国民党也一样宣扬国耻文化。但我们同时也要看见事情的另一面：推崇国耻文化争主权的性质要远大于仇视西化的性质。
孙文晚年有联俄反帝倾向，这种主张与其说是排斥西化，崇尚俄化，不如说是借力打力搞大国均势。
以原先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分子虽然批评西化，但也在接受西化。章炳麟和刘师培还利用“西来说”（Sino-Babylonianism）解释中华文明的演化。韩子奇教授甚至说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分子鼓吹西来说，反而是帮助中国人克服接受欧洲政治制度的文化心理障碍。这与我们通常把国粹派当成极端排斥西化的看法恰恰相反。
真正排斥西化、崇尚俄化的是早期马列主义分子和后来的中共。即便如此，中共抗战期间也并不排斥跟美国合作。但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是抵制西化的，这个特点在第二次内战结束以后，就完全暴露出来。
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前是比较典型的左翼民族主义，这时候民族主义是中共用于笼络人心的工具；但建立政权之后，就立刻丢掉民族主义，推行全面苏联化。因为这时候民族主义反而不利于中国人克服文化心理障碍全盘接受苏联化社会模式。这时候中共调整策略转而打击民族主义，乃至摧毁中古文化。
等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时候已经是1980年代，但是等民族主义烧成野火还是1994年以后，这时候民族主义又复活了中共早期的特点：亲俄、用马列毛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仇视西方、用民族主义来鼓动社会仇恨。可谓是三管齐下。
在这种情况下，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就形成了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跟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新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接近中共早期的民族主义，与清末民初接受西化的民族主义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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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读了大量中国政府智库文件，发现一个有趣现象：
中国政府智库在进行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和国际局势研判的时候，总喜欢压着日本一头，甚至为此找历史依据说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东亚朝贡体系一员，是服从于中国天朝秩序的附庸国家……
但这是歪曲历史。日本古代绝大部分时间並不在东亚朝贡体系里面。
古代历史并不存在中心化的世界秩序。如果非要说中心，东亚秩序也是由两个中心和多个模糊地带构成。东北亚和东南亚长期处在模糊地带，历史上存在的国家並不想当然就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一部分。宋还向金称臣呢，请问谁才是朝贡体系核心？
不论是《尚书》“五服说”，还是《周礼》“九服说”，都是中原政权一厢情愿，其他民族并没有要围着你转的意思。东南亚地区古代先后受到印度、阿拉伯和西洋文明影响，並不是因为挨着东亚大陆近，就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一员。这些国家跟谁都做生意，不等于见庙烧香，逢人磕头。
但是中国政府始终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觉得自己必须要主宰东亚和东南亚秩序。
阎学通鼓吹中国不争霸权、争王权，他用警察比喻霸权，用医生比喻王权，认为中国的国家定位就是争王权。这种观念也在影响中国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所谓王权，实质上是要树立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社会的文明权威。这种观念深深浸透着中国古代王道思想和中国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念。
“王权论”要建立的国际秩序是灾难中的灾难，完全不符合现代国际社会前进方向。
国际社会並不是纯然无政府主义社会，而是有国际立法的自由主义社会，哪怕是俄罗斯这样侵犯国际法和侵犯人权罪行恶贯满盈的恶棍，也一样把国际法和人权挂在嘴巴上指责别人。国际法看上去没有约束力，但是各国都会变着花样表明自己遵从国际法，并且指责对手不遵从国际法。可见国际法在极低程度上承担着某种公认的合法性权威。这跟民主相似，连最恶贯满盈的独裁政府也不承认自己是独裁，反而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民主。可见民主也演变成了某种合法性权威。即使是历史潮流并不一定朝着民主方向发展，最无耻的独裁政权也喜欢标榜自己体现民主价值。
这说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立以来的国际社会並不是朝着无政府主义方向发展，反而是朝着遵从共识和以共识互相约束的立法社会发展，即使立法没有约束力，也仍然获得最低限度的承认。
即使国际社会还谈不上是立法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立法的无政府主义，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前的无政府主义不同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创的国际社会秩序是一种能够最低限度约束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行为的新秩序。
国际秩序要实现有效的国际立法，加速无政府主义倾向才是开历史倒车，反而是服从于霸权的国际秩序才更有利于克服无政府主义，因为国家间的无政府主义行为不仅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成为世界大战，还可能使践踏国际法和践踏人权的罪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之所以霸权才是必须的，是因为国际法庭和联合国这类机构根本就无法充当执法者角色，也根本无助于调解国际争端和压制国家间的战争。但话说回来，假如国际法庭和联合国这类机构有绝对执法权威和执法效力，那么霸权就毫无必要了，所谓王权更是无稽之谈。
霸权固然可恶，但霸权同时承担着维持世界秩序的作用。美国主导的霸权与一战前英国主导的世界霸权完全不同：一战以前国际立法主要通过条约来互相约束国家间行为，还缺乏达成普遍共识的国际立法，而英国建立的世界霸权並沒有以维护地区秩序为目的。假如美国突然失去霸权，失去维护世界各个地区秩序的绝对优势，那么地区性战争冲突还会升级，一些国家会更肆无忌惮地侵略其他国家。
与其说是核武器减少了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不如说是超级国家的存在降低了这种风险。俄乌战争就跟俄罗斯误判美国霸权衰落有直接关系。如果美国真的霸权衰落，原本可以约束的战争行为就会变得没有忌惮、不受约束。
正如前文所言，你如果觉得霸权可恶，那就必须推动国际法庭和联合国这类国际机关掌握实际执法权威。比如某国领导人给本国少数民族建设集中营或者悍然发动侵略战争，你就得有国际机构抓捕这国领导人上国际法庭受审。假如国际机构没有这样的执法权威，霸权仍然是比较不坏的选择。
所谓“比较不坏”，指的是在许多坏选项中选择最不坏的那一个。比如在世界大战、核大战、遍地爆发战争、国际贸易中断、国际犯罪飙升、违反人权犯罪飙升……等等一系列可能叠加出现的选项中，选择同样可能作恶但是可以较大程度抑制以上坏选项的霸权就不是那么糟糕的选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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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提出来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古代技术革新是传统工匠以个人技术突破的形式实现的，但这种革新很像灵光乍现，因为很快又出现了技术断代，为什么这些技术革新没能引起技术革命的时代浪潮？这是一个科学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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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说中国历史研究中最大的“冤假错案”就是把中国从秦到清的两千年历史定性为封建社会。
这是马克思主义分子拿马克思教条硬套中国历史的结果，虽然有关封建社会的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如何不同的研究汗牛充栋，但是至今也没有要纠正过来的意思。
如果要纠正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反封建”就反了个寂寞，反而反出一个比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更独裁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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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接管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谣言在俄国社会疯传。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俄国恐华、反华不是一天两天了，至今还盛传黄祸论的国家非俄国莫属。
俄国跟中国社会一样是半开放社会，这种环境对谣言、阴谋论和野蛮陋习来说是王道乐土。
谣言折射出来的是俄国社会普遍的生存焦虑。
就算中国忽然一夜之间消失，俄国人立马就会开始恐日、恐澳。除非吞并日本和澳洲以及沿途国家，否则没有办法解决俄国的生存焦虑。对于俄国人来说，哪怕领土扩张到南极洲，他们也会恐企鹅。
俄国从接管金帐汗国衣钵迷恋上领土扩张以来，就一直有种做贼心虚的生存恐慌，越是痴迷领土扩张，就越是做贼心虚，也就越是恐慌，总觉得邻国都惦记自己抢来的穷山恶水不毛之地。
中国把侵略越南说成是“自卫反击战”，把俄国侵略乌克兰也说成是跑到乌克兰领土上“自卫反击”。其实俄国也想跑到中国领土上来一场“自卫反击战”。基本上俄国侵略任何国家都是“自卫反击战”。反正俄国永远有理。俄国侵略别国永远都假装自己才是最大冤种。这种“受害者”心理在中国也很常见。
基本上侵略成性的国家都喜欢扮演受害者。中国政府用“百年国耻”来塑造的受害者心理在中国民间很受用。这一点很难说是不是从苏联继承过来的政治基因。中国古代王朝一边向周边弱小民族夸耀自己的国力，一边指责弱小民族侵犯自己边境，然后打着天子教化蛮族的名义把边境推到别人家里。
可能大陆帝国之所以是大陆帝国就是因为始终存在领土上的生存焦虑，缺乏安全感。哪怕领土扩张超出银河系，也始终觉得别人觊觎自家的破锅烂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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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给自己统治者歌功颂德的知识分子大概率会遗臭万年，但中国每到儒家文化盛行的时候，像司马相如这种软骨头就会层出不穷；每到国家四分五裂和佛道文化盛行的时候，中国士大夫阶层更容易涌现对权贵桀骜不驯的家伙。古代中国人通常有这两种秉性，同时崇拜上面这两种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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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 提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看上去侵略性不强却有那么大领土？
网友：五千年殴打各国一笔带过，一百年耻辱战败奋笔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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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腐真是好事情吗？
中国人随口就能说出几个“贪腐”高官，但是要说出几个“清廉”高官，却很让人为难。
中国的政治生态，简单说就是：并不以追求“清廉”为政府目标，而是以“反腐”为政府目标。“清廉”与“反腐”这两种目标有本质差别，但许多人却想当然将之等同起来。
这毫不奇怪，因为不可能有“清廉”榜样。就算有，也一定是最基层官员，而不是跟常见“贪腐”高官一个级别（乃至更高级别）的官员。
如果说制度性反腐是以“清廉”为目标，中国的运动式反腐根本就不是以“清廉”为目标，而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周雪光教授说过那样，中国古代帝王常用政治运动来克服中央权威与官僚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反贪腐就是一个百试不爽的借口。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反贪腐。如果你不反对贪腐，那你就动机可疑。
习近平时代将反腐运动常态化，恰恰表明“为反腐败而反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保障政治日常运行的机制，进而脱离了反腐败范畴。
反贪腐常态化，不但有利于保障中央权威对官僚系统日常运作实施政治高压，还有利于掩盖制度性缺陷及其带来的相关风险：因为反腐运动塑造的是“人民公敌”，所有制度缺陷都被推卸到“人民公敌”头上，而制度本身则被宣传成始终是向善的，而且是越来越趋于完善的，就好像只要坚持不断打击腐败，国家就会越来越好。
实际上呢？一个根本不以“清廉”为目标的国家，是不可能因为打击腐败就变得越来越清廉。从2012年至2023年，中国的腐败感知指数（CPI）仅仅从世界排名第80上升到第76，清洗了超过500万官员就只达到这个效果。
另一方面，反贪腐运动最重要的功能，除了加强中央权威之外，还包括削弱地方官僚权威，使民众与地方政府保持紧张关系。这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吧？
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树立中央权威的惯常做法，其目的是将中央权威塑造成道德权威，而地方政府就是潜在的不道德机关。迄今为止，中国政府频繁调动官员异地任职、军人异地服役也是这种目的：不信任地方政府、防止地方势力盘踞坐大、割据一方。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政府就一边竭力塑造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心，一边竭力诱导民众与地方政府为敌。有很多调查研究都显示，中国民众普遍对地方政府怨恨和不满、对中央政府却抱有信心和期望。而民众越是对地方政府不满，就越容易寄希望于中央政府主持公道，也就越依赖于中央权威。
另一方面，中央权威也将镇压民众视为地方官员执政能力的考核标准之一：如果民众对地方政府不满，镇压有力会受到中央肯定；如果镇压不力，地方官员不但要被中央怀疑是否忠诚，还要被怀疑是否执政能力有问题。
而煽动民众痛恨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煽动民众痛恨贪官污吏，让民众误以为造成他们痛苦的全怪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即使那些官员真心体恤民众并且竭力争取和维护本地利益，不仅中央政府怀疑他们的忠诚，民众也不信任他们，反而怨恨他们。这样一来，时间一久就会出现官员行为上的主观怠惰，因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一定错。
就此而言，“清廉”官员对于维护中央权威毫无用处，反而可能导致民众信任地方官员，不信任中央，甚至拥护地方官员跟中央作对，因为地方官员是最可能体恤民间疾苦，最可能为民众做实事的。
习近平利用反贪腐运动集中权力，在“人民共和国”开了一朵恶之花，与毛泽东煽动民众以阶级斗争为借口攻击官僚系统作恶程度不相上下：都造成了极权主义。
客观上讲，今后习近平继任者同样可能以反腐败为借口进行大清洗，继续强化极权主义。这种做法不但受到中国民众支持，还更容易效仿（比毛泽东阶级斗争损失更小）。
习近平反贪腐运动看起来成功清洗了官僚系统，成功集中了权力。但是造成的破坏也更严重了：官僚系统越来越同质化，大大破坏了容错度，加剧了中国的制度性弱点，严重破坏了权力平衡。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定是制度大于政府，而不是政府凌驾在制度之上——这样的国家一定是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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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拿历史周期跟君主专制来类比“人民共和国”政权，其实情绪性大于事实性，甚至有些诅咒意味。
列宁主义政权的高效独裁形式跟古代君主专制的低效独裁形式并不相同：独裁效率越高，出错率越大，容错性还更低。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更多依赖道德教化作为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反而是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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